1635年2月10日，农历乙亥年12月23日。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正在艰辛中缓缓推动的南洋开发进程，之于国家和民族，都属于无比重要的大事。

    然而对于远在广东的大明臣民来说，遥远异乡发生的事情大家是完全没有半点概念的。民众既缺乏信息通道，也缺乏对拓荒一事的认知。

    民众关注的，永远都是柴米油盐这些最基本最生活的东西。

    时光流逝匆匆。发生在郑和岛上的那场残酷战斗，不经意间都是2个月之前的事了。转眼，已经到了1635年初。

    时近年节，居住在古老广州城里的大明子民，步履匆匆，面带喜容。街邻碰面便高声贺岁，家家户户都在为过年做着预备。

    今年的广州城，由于日子大略变好，所以年节气息比往日浓烈了许多。

    记忆是很难抹去的。广州城中但凡岁数上了30的“中下层人民”，对于“年关”一词，那都是有着深刻感受和理解。

    早在天启皇帝时，这广州城里的年节，大致是一岁淡似一岁的。包括之后崇祯皇帝初年，“年关”一词，在街坊邻居的记忆中，从来都不是什么好说头。

    当其时，官府赋税一年重似一年，各种辽晌练晌纷纷被朝廷分派下来。再加上各路官员胥吏趁机搭车摊派揩油捞银子抹亏空，堂堂南天第一名城，阖城老少硬生生被朝廷压得喘不过气来。

    在那个年月里，百业凋零，民生艰苦。除了那些高门大户之外，平头百姓过年真真就是过灾。

    一到年关，债主上门，不知道多少广州城里的老户，因为还不起欠债，从而变成了赤条条的破败户，一家老小翻过年就沦为了街头饿殍。

    更有甚者，上吊自杀，典儿鬻女，家破人亡的都不晓得有多少。

    过年，就是过鬼门关。

    可说来也怪。从那以后，大伙的日子却在崇祯皇帝上台后，渐渐好了起来。

    先是工商繁茂。

    一夜之间，从不知名的夷州莫名传来了许多做工精良的日用杂货。

    广州城里的富商闻风而动，纷纷出海去寻觅货源联系卖主。

    由此渐渐一发不可收拾。首先是各处水陆码头的力工、挑夫们生发了起来：他们上工后有了卸不完的货，工钱越挣越多。

    随着夷州货在珠三角铺陈开来，大量人口和土产资源随后参与到贸易交换中：富商们开始还花银子招工去夷州给人扛活。到后来有那“宅心仁厚”的老爷，甚至直接派家奴去街头“捡”人，或者直接在街头施粥，完事喝了老爷粥的就塞进底舱拉去夷州换货。

    再往后，连锁效应，整个城市都被调动了起来。无数中小商人随着夷州货的到来而受益，原始的产业集群开始出现臭水沟头打麻袋的屌丝蒲阿大都能生发起来，雇了小工带着全家老小没日没夜的編外贸麻袋就这还供不应求。

    如此，之前陷入滞胀和困顿的广东原始经济，渐渐成为了工业化的附庸，被强行改造。民众虽说是被动参与，但是实实在在受益得到了好处。

    再往后，就是人尽皆知的故事了——天上“咣当”一声掉下一个曹总兵，带着精兵强将开始和海匪捉对厮杀，一年天气就扫平了为患多年的闽粤海匪。

    民众惊叹之余，也才渐渐知晓，原来夷州那些产业，都是这位曹总兵的！？

    闹了半天，老少爷们都是在给曹总兵扛活啊？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大家发现，带给自己救命银钱，拯救了自己家庭的人，原来不是崇祯皇上而是这位乡下总兵后，夷州来的曹某人，迅速和广州臣民亲近了起来。

    再往后，日子一年接一年好过了起来。珠江大地日新月异，仿佛一夜间所有人都忙碌了起来，生活节奏快地令习惯了慢节奏的古人应接不暇。

    令人无比震撼的事情还在后面：短短几年功夫，一座新城拔地而起，彻底颠覆了明人的认知。

    干净整洁的硬化地面，宽大奢豪的红砖下水系统，笔直漂亮的大马路，还有那一栋栋拔地而起的砖房。

    虽然这座城池连最基本的城墙都没有，但是蜂拥而入的新居民用脚投了票：民众认为这座城池比老城安全。

    那些横行在珠江上，如山岳般的炮舰，以及日常东征西讨从无败绩的精兵，给这个认知提供了背书。

    眼下，又一年的年关到了。

    乙亥年的年关，古老的广州城里处处充斥着快活的空气。伴随着顽童在家门口零星的鞭炮声，城内的商铺门前都张贴着红纸写就的福字以及对联，货架上堆放着琳琅满目的年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