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天刚擦黑的时候，王一民手提钓鱼竿，身背渔具，来到了道外头道街。这是中国劳苦人民集居的地方。那肮脏的街道，恶浊的空气，烟熏火燎的房屋，加上衣服槛楼的人群，构成了一幅底层生活的悲惨画面。因为这里离松花江码头很近，所以在狭窄的马路上也拥挤着各种车辆。间或也有一些衣着华丽的过客，掩着鼻子从那高低不平的人行道上匆匆走过。人行道本来就不宽敞，又被些煤球炉子，垃圾箱子，脏水桶，晾晒小孩尿布拴的绳子等左拦右挡，使得过往行人有时只能侧身、弯腰、寻找空隙曲折前进。如果再遇上那出来泼脏水的妇女，你就得腿疾眼快地跳跃着往前走。
王一民就是这样走过了头道街的大半条街道，来到了一座灰色的二层楼前。这座二层楼在当年初建成的时候，也可能是相当漂亮的，但现在已面目全非。楼上边用水泥精细雕塑的花纹图案上沾满污垢，风吹雨打，再加上烟熏日晒，已经变成了地皮色。那福禄寿三星的彩色浮雕也变得面目不清，残缺不全了。楼正面门脸上已经长了不少草木本植物。一棵弯曲的小榆树从房檐的缝隙中顽强地探出身子，向过往行人俯视着，好像让人们都来看看它和整个这条街道的居民是在什么条件下活着。
只有那么一点点可供吸取养分的土壤，只能存留那么一点点可以滋润它的雨露，但是它却活下来了，顽强地活下来了。
楼门的木头门框也有点倾斜了。门顶上挂着一块已经裂缝了的黑匾，匾上的字原先是烫过金的，现在也已剥落，和匾的颜色差不多了。如果不仔细看，真难以辨认出“平安客栈”四个楷书大字来。
门上挂着一块像棉被一样厚厚的门帘子。门帘挂了一冬，深灰的颜色变成了藏青色，手一摸帘子，就觉得黏糊糊的。王一民掀开帘子，脚往楼里一迈，一股非常复杂的气味扑面而来，这是烟草、烧酒、大蒜、大葱、汗泥，廉价的香粉、花露水和破烂衣物混合组成的一种特殊气味。这种气味只有在这样的小店里才能闻到。楼里灯光昏暗，一盏大概只有四十度的电灯泡高悬在屋顶上。柜台账桌上有盏木头撅子似的桌灯。桌灯后面有一张床，床上斜躺着一个胖大的男人，半闭着眼睛，任凭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给他按摩。这个女人虽然年纪很大，但是却披散着烫发，头顶上系着一条半寸宽的鲜红发带，脸上胭脂搽得大钱厚，紫红色旗袍外面罩着一件深绿色的毛衣……和这个老女人穿着打扮差不多的，还有两个年轻些的女人，坐在一进门的长条凳子上嗑瓜子。王一民一迈进门槛的时候，她们都站起来，要跟过去，但一看王一民一直走进楼下的大屋子里去了，就又都坐了下来。
熟悉这种小店的人都知道，这里面楼下是长简屋子，自带被褥一角钱就可以住一宿。如果在店里包伙，还可以减价一半。楼上就都是单间了。大多数单间的屋地上只能同时站两个人。屋和屋之间只有一板之隔，这屋说话那屋都能听见，有的板壁还露着缝子，不但能听见声音，若是高兴，还可以用一只眼睛向这近邻参观一番。
虽然如此，在这个小店里也是“高级”房间了。楼下的女人就是专等住这样单间的房客。王二一民已经来过多次，他深知此中奥妙，所以一进门就目不斜视地径直向大屋子走去，这可以免去好多纠缠。
panel（1）；这大屋子是两层铺，下铺是火炕，上铺是平板。三间房子通连着，满员的时候可以睡三十人。因为这里离码头近，生意兴隆，所以经常是挤得满满的。王＿民进来的这间屋子住的多是码头上的搬运工人，他们是常年住客。其中山东。河北人居多，也有从附近乡下来的。这时候正是才吃完晚饭——有的还坐在炕当中就着狗肉喝烧酒——所以人很多。一屋子人，乱哄哄的，气味比一进店门的时候强烈得多了。
吊铺上有的已经倒下睡觉，有的正脱光了衣服，就着天棚上的小电灯抓虱子。火炕上有拿着纸牌摆“天门阵”的，有缝补破衣服的，有看小唱本的，也有看报纸的。
卖烟卷、酸梨。瓜子和落花生的在地上蹿来蹿去，卖唱的老头领着年轻姑娘从这屋走到那屋。
在这乱哄哄的大地中，紧靠里边的火炕上有一个小天地，那里围坐着不少人，都聚精会神地听一个“老先生‘’讲古。这个”老先生“盘腿坐在炕里面，没有修整的胡子长得很长，头发齐在耳丫子上，长瓜脸，高鼻梁，稍微有些驼背，穿着一件深蓝色粗布夹大褂，长腿便裤，扎着腿带。从这身穿着打扮看，很像一个教私塾的老先生，或者是摆摊为人代写书信的‘代书”。可是当你仔细观察一下的时候，会发现他眼睛很明亮，看起人来好像一眼就能把人看穿，那敏锐的眼神和那外表上的老相很不相称。正因为这样，他的眼睛就经常是眯缝着的，好像患有怕光的眼疾一样。有时他的眼圈也真就红起来，这时他就戴上一副茶色眼镜，眼镜是黄铜框子，粗重的方腿上还长些绿色铜锈，好像才出土的文物一样。
现在他就戴着这副眼镜，在讲《说岳全传》。他正讲到金兀术五路进兵，宋康王被困牛头山，岳飞祭帅旗奋起抗战那地方。他讲岳飞讲得活龙活现，在凛然正气中突出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声音不大，除了坐在他眼前的那些听得人神的人之外，稍远一点的就听不清了。
王一民进屋后就装成找人的样子，向吊铺上下张望着。当他走近这群听书人的时候，他的眼睛一扫说书的“老先生”，便感觉到“老先生”正在看他，并向他微微点了下头——这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知会，一般人是感觉不到的。王一民就不再看他，转身向另外一个屋子走去。
王一民从小店走出来的时候，早已是万家灯火了。他悠闲地向松花江边漫步而去。他知道那位“老先生”得讲到“且听下回分解”的时候才能抽身出来。他现在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溜达到他们指定会面的地点去等他。他一边走着一边想着方才这位“老先生”。他们同是吉林人，别看这位“老先生”满脸胡子，实际他比王一民只大四岁，今年才三十三岁。他是王一民的朋友和老师，王一民非常爱他，尊重他，甚至崇拜他。王一民把他当成自己的一面镜子，经常用他的言行来对照自己。这个人就是原来满洲省委工会负责人，新任命的省委秘书长李汉超。
李汉超早年在北京大学文学系读书，由于人聪明，学识丰富，博古通今，所以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他在文学系里是以研究当代文学而著称的。他广泛订阅当时北平、上海出版的期刊杂志。开始是一般阅读和研究，渐渐地他爱上了由鲁迅主编的《莽原》和《萌芽》，从这里他开始接触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并对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发生了兴趣。接着他就参加了党所领导的群众团体“革命互济会”，并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书籍。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在他到北平读书期间，父母相继去世，士地财产由他叔父经管。当他逐渐地信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懂得了剥削和被剥削的革命理论以后，他就感到依靠土地收租来生活是可耻的，他甚至觉得自己吃的饭菜里都有农民的血和泪。但是怎么办呢？他很苦恼。有一次他看了托尔斯泰的《复活》，从中得到了启示，他就写信给他叔叔，要把他名下的土地分给农民。他叔叔以为他得了精神病，便急如星火地跑来看他，当弄明白他还正常生活着的时候，就把他暴训了一顿。他的计划没有实现，但这些土地却成了他精神上的负担，总像块大石板一样压在他的心上。
在这期间有个叫石玉芳的同班女同学爱上了他，爱得那样深，就像着了迷一样。
李汉超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碰”见她。在学生会里，如果他在发表议论，总有一双深情的大眼睛在盯盯地看着他，看得那样出神，已经到了毫不掩饰自己感情的程度了。一个未婚女孩子，看一个未婚男人看到这样不错眼珠的程度，那就是棒打不回头了。
石玉芳是这样主动地追求着李汉超；李汉超呢？也不是不爱石玉芳。开头那几天，他甚至不敢相信那样一个温和稳重，甚至有些羞答答的姑娘，会忽然间勇敢地追求起他来。李汉超一连好几个晚上难以人睡。那双直盯盯看他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圆圆的脸蛋，有些苍白的面孔，时时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真有些把握不住自己了。有几次他甚至要冲上去大胆地向她表示自己的感情。但是他没有，不但没有，他还有意地回避她。是什么东西阻碍着他和她接近呢？原来石玉芳的家庭是一个颇有些名气的所谓官宦世家。她的祖父当过清朝的礼部侍郎，在北京西城报子胡同里有所大宅子，至今在这个宅子里出出人人的还是些官僚政客。石玉芳就是这宅子里的一位小姐。李汉超已经苦恼于自家的土地了，怎能再找一个比他那点微不足道的土地还要大得多的包袱背在身上呢。他觉得他和她不可能是一条道上的人。她爱他，很可能是一时感情冲动，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李汉超哪里知道，这位出身于封建家庭的所谓大家闺秀石玉芳，活了二十四岁，还是第一次在男女问题上动真情呢。她本来早已有了未婚夫，她祖父在她刚生下来不久的时候，就把她许配给当年显赫一时的北洋军阀外交官陆征祥为孙子媳妇了。
后来陆征祥当了外交总长，在袁世凯主持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款”。袁世凯倒台后，他率领全家跑到比利时，他本人人了修道院，当了外国洋和尚，他的孙子也流落到异乡，再也没有音讯了。在这种情形下，石玉芳本来应该获得爱情上的自由，至少可以另选配偶。可是，她的封建家庭不允许她这样做，说是订婚就等于结婚，宁守“望门寡”，不准解除婚约。石玉芳一怒之下，冲出家庭，进了女子中学，以后又拼死拼活闹着上了北京大学。在这里，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爱上了一个男人——李汉超。像她这样的女性，不爱则已，一爱就像祝英台爱上梁山伯一样，至死也不肯罢休。从封建家庭冲杀出来的女性，在爱情上倒有她坚贞不屈的一面呢。
一九二八年发生了济南惨案，日本侵略军在济南屠杀中国军民达五千多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李汉超英勇地参加了战斗，在斗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被捕了。
从李汉超参加斗争，一直到被捕，石玉芳都紧紧地追随着他。他被抓进监狱，她在狱外奔走呼号。她用眼泪和誓死相从的至诚打动了她的寡母和她一位有活动能量的舅舅。于是李汉超在党的多方营救和石玉芳舅舅的努力下，被释放出狱了。
爱情经住了考验，在大学毕业那一年，他们结婚了。婚后，石玉芳的寡母一定要让他们夫妇搬到那大宅院里去住，李汉超一口拒绝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正赶上石玉芳生了一个女孩。李汉超顾不上产后多病的妻子，为救亡运动日夜奔忙，有时一连几天不回家。
一九三一年末，正是大雪纷飞的隆冬季节，经李汉超自己的请求，党批准他到东北去，到抗日斗争的第一线去。
接受任务的第二天就要动身，他要和几个同志，一同赶到烟台，搭乘一条货船，从大连进东北。
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没有告诉妻子真情，只说要到山东去一趟，很快就会回来。他收拾东西，温柔的妻子给他做了顿可口的饭菜。他没有喝酒的嗜好，但有时高兴了也喝几杯度数小的水果酒。妻子这次特意跑到街上买回一瓶青岛葡萄酒，又买了一只三味酱鸭和几个醉活蟹。
小女儿才四个来月，李汉超很少抱她，今天抱起来却不愿放下。孩子会笑了！
眼睛那么大，那么亮，真像她妈妈。只是太苍白了些，这也像她妈妈。李汉超仔细地看了看妻子，她的两腮陷了下去，脸显得消瘦，眼睛更大了。这时妻子也正深情地看着他。她微笑着，笑得那么甜蜜，那么幸福，几个月以来很少看见她这样笑。
她也喝了几杯葡萄酒。
妻子搂着小女儿睡下了，她身体弱到力不胜酒的程度。
李汉超没有睡，他伏身在一盏孤灯下奋笔疾书……
第二天早晨，石玉芳在一阵婴儿啼哭声中醒来的时候，李汉超已经出走了。她一翻身坐起来，见枕旁放着一封信，忙拆将开来，清晰、刚劲的笔迹展现在眼前——玉芳：我走了，是往山东走了，但那不是终点，要从那里漂洋过海，到东北去，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那里有我的家乡故土，有我的父老兄弟，他们如今都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下挣扎着，呻吟着。他们在呼唤我，像受难的母亲在呼唤她的孩子！这呼唤就响在我的耳边，我几乎每天每夜都能听见。我如果不投身在母亲的怀抱里，我将睡不安席，食不甘味。几个月来，你不是已经感觉到了吗？你不是常常问我：为什么你睡得那么轻？吃得那么少？又起得那么早？又为什么常常烦躁？
为什么？那时我不能告诉你，告诉你又有什么用呢？只会更增加你的忧愁。现在，我告诉你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忍心抛下你和可爱的孩子远走塞外去的主要原因。
我想你完全弄明白以后，一定会同意我去的，虽然这对你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我去了！我是怀着这样一种决心去的：不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者，决不离开战斗岗位！日本侵略者肯定会被我们击败、粉碎！我们一定会胜利！但是得什么时候才能听见那胜利的礼炮声呢？我说不清楚，因为敌人现在还是强大的，我估计最少也得十年吧！
玉芳，十年，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的青春完全失去了。而且是否就是十年？十年后我是不是还在人世间？我再告诉你一句话：我确实想到了死。在国难当头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不都曾经以身殉过国吗？你和我不是都爱读岳飞那悲壮的《满江红》，文天祥那气吞山河的《正气歌》吗！古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
这就是我的信条。
我走了，我也可能永远不回来了！你和那新出世的小生命怎么办？过去我曾坚决拒绝到你家里去住，现在你抱着孩子回去吧。把孩子交给她的外祖母好，在她的膝下欢娱她的晚年吧。而你自己——玉芳，我只说出我不忍说的话：去走你自已的生活道路吧。你和我三年的共同生活，和我们大学同学的时间一样长，大学可以毕业，这也可以结束的。
我衷心地，全心全意地盼望你能生活得更幸福！这是你应得到的权利。
我希望你把这封信给你的母亲看，看，通达事理的老人，会帮助你做出合乎正常人情的判断和裁决的。
我们的孩子还没有名字，就管她叫小超吧。
别了，愿你勇敢地去迎接新的生活……
汉超夜一时石玉芳一边读着信一边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只觉一阵眩晕，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小女孩也在哭，越哭越厉害，哭哑了嗓子，哭岔了声，直哭到邻居跑来，喊醒了石玉芳。当天晚上，她们母女二人便离开这个家，回到报子胡同大宅子她母亲那里。
7
李汉超到了哈尔滨，就被省委分配到东满抗日义勇军里。在那里他遇上了王一民，两个人出生人死地共同战斗了一年多。一九三三年初，王一民被调到哈尔滨。
不久，李汉超也调到省委，负责工会工作。那时哈尔滨还是个消费城市，工业很不发达，产业工人不多，比较起来铁路和码头还算是工人最集中的地方。铁路上的工作，开辟的比较早，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码头工人则一直没有很好组织起来。所以他就选定这里为重点。为了能深人到工人当中去，真正和工人交成朋友，他决定搬到工人当中去住。他把胡子和头发都留得长长的，到北市场估衣铺买了几件粗布大褂和便裤，又买了一床蓝地白花的麻花被，一条家织布的褥子，一个两边有绣花顶头，像大酱块子那样长方形的老式枕头，外加一块能隔凉隔热的狗皮。接着他又到旧书摊去逛了一圈，买了一部金圣叹批的《第五才子》，一部绣像《说岳全传》，一部《三国演义》。又买了一个墨盒，两支毛笔。最后他又在破烂市上搜寻到一副铜框眼镜。他把这些东西都裹到麻花被里，用小绳一捆，就到这平安客栈来了。一进门，先上了店簿子，改名为吴鸿儒，职业是教私塾的先生，因为家乡闹土匪，流落到哈尔滨来。从此，在这个小店里，李汉超就被人们称为“吴先生”了。
李汉超在小店里住下来以后，就努力接近工人，实心实意地为工人做事情。他替工人写家信，写得非常用心。他那一手欧阳询九成宫的正楷小字写得像用刀子刻的一样有力。这信一写开头，就不断有人来求他，于是他就成了免费的“代书”。
他不但字写得好，而且内容也写得周全、得体，写完一念，无不拍手称好。求写信的人说他写的都是自己想说的话，甚至想说又说不圆全的话他都给写上了，简直像钻到谁的心里看了一样。一来二去，传开了，来求他的码头工人就越来越多，有些人遇上疑难问题也来问他。他也主动走出去，到工人家属住的破房子里去串门。有时遇上工人病了，家里人手不够，他就成宿在那里守护着。买药没钱，他就掏自己的腰包。有一次北市场东面那像鸽子笼一样密集的房子失了火，他冲进火海，一连救出三个小孩和一个病重的老人，一个产妇。谁也想不到这个“老先生”一腿脚会那么利落，力气会那么大。人救出来了，他的衣服却被烧破了，头发烧焦了，手烧得直冒油……
码头工人的心眼最实在。你对他诚心诚意，他乐得把心掏给你。李汉超是他们心目中的老师和“圣人”，他们喜欢他，尊敬他，越来越信任他。遇着谁有点好吃的，总要先给“吴先生”送一点来，谁家乡里捎来东西，也要分一份给“吴先生”。
凡是送来的东西，李汉超都如数收下。但他自己从来不动，总是悄悄地送给那些病号、老人和生活上最困难的码头工人。天数一久，人们就知道了，开始还有人劝阻，后来，看劝止不住，也就不劝了。可是东西反倒越送越多。
李汉超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以此为基础，不但开展了码头工人的工会工作，而且建立了党、团支部，形成了领导核心。
王一民下好鱼钩，放好渔具，坐在松花江边上等了十多分钟，李汉超才匆匆赶来。
panel（1）；他们选定的这个会面地点很僻静，会钓鱼的行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个鱼群经常回游的地方。堤岸上还有一盏街灯，余光照到这里虽已昏暗，但还可以看见水面上“浮子”的摆动，往钓钩上挂鱼食也不用另找亮光了。
李汉超见到王一民，就紧紧握住他的手，端详了一下说：“又瘦了！上次我让你把薪水多留下一些，不要每月都拿出一半来交党费，你不听话……”
“我只有这件事不能听你的话。”王一民笑笑说，“党现在经费困难，需要钱。
再说，我再清苦也比你在这小店里生活好……”
“呵，这你可说错了。”李汉超一拍王一民的手说，“我现在是乐在其中了！
从外表上看那里很脏，甚至是非人的生活。可是人和人的关系可干净了，可纯洁了！
那肮脏的外壳包藏着的都是赤诚的心，在那厚厚的沙石下边掩盖的都是纯金。这样的赤心和纯金，我们俩在义勇军里不是接触很多，感受很深吗？可是这里又是一块宝藏。”
“现在被你开发出来了！”
“应该说才露出矿床……”
这时漂在水面上的钓鱼“浮子”遽然间往下一沉，连鱼竿的顶梢都拽得颤动起来。李汉超止住话头，伸手拔下鱼竿，往后边一甩，一条一尺多长的鲤鱼上岸了！
鲤鱼在岸上蹦跳着，金黄色的鱼鳞被岸上的灯光一照，直放金光，真好看哪！“真大呀！”王一民忙跑过去按住，抓过来。两人欢笑着，摘下鱼钩，放进鱼篓里。王一民一边将鱼篓放进江水里一边说：“这回回去晚了也不怕了，让房东老太太看看，我钓了多么大的一条大鲤鱼！”
“够你和塞上萧饱餐一顿了。”李汉超一边往钩上挂曲鳝一边说，“老塞这家伙还那么馋吧？”
王一民笑笑说：“嗯，还有一点。”
“有一点？两点也不够。”李汉超把鱼钩又抛到水里去了。“我在北大的时候，他在朝阳大学，隔些日子就跑去拽我上东来顺、珍珠阁。我和石玉芳结婚后，他每星期必去一趟，自己亲自动手下厨房，有时候我让他放下大勺，跟我去参加集会，他可说什么也不肯离开炉台。他自称他是块艺术家的材料，不能搞政治。”
“现在还是这个主张：为艺术而艺术。”
“他刚开始写东西的时候，还是不错的，受现实主义的影响，写得朴素真实。
可是到了北京就变了，变成了唯美主义的信徒了。最近我看他在《日报》上发表了一首诗，简直是空洞无物，无病呻吟。我看了又生气又着急，就写了一首打油诗寄给他，想刺激刺激他。”
王一民一听忙问道：“这么说你和他通信了？”
“哪能通信呢。”李汉超笑着摇摇头说，“我用了一个化名，笔迹也改了。不过寄出去后我有点后悔，因为他太熟悉我的笔迹了，我虽然改了，他要用心辨认也能认出来。”
“我看你多余这样躲躲闪闪，老朋友老同学，应该出来见见他，做做他的工作。
他在北方文坛上很有影响，连卢运启那样的老名士对他都很推崇。能把他的立场、观点改变了，让他为无产阶级写作，成为左翼作家，不是件大好事吗？”
“对，我很同意你的看法。”李汉超点点头说，“而且你应该先把这工作承担过来。”
“我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了，可他那为艺术而艺术的根子扎得太深，我的话他听不进去。他对你是最信服了，你说话他能听。”
“不，我现在不能见他。”
‘为什么？他可总向我打听你。““你就说不知道我的下落。”
‘他根本不信，他早就知道我们的信仰，他说我们一定有联系。““可是我要是就这样往他面前一站，不等于更明白地告诉他，我不但是信仰，而且正在实行。”李汉超摸着他那满嘴大胡子说。
“若不他也会猜得到的。”
“他猜是一回事，我们用形象向他进一步说明又是一回事。在这方面能避开就应该避开。何况只要我在他面前一出现，马上就会带来另外的麻烦。”
“你是说他会往北平写信？”
“对，他会马上告诉石玉芳，连一天也不会耽误。”
‘告诉就告诉吧，你们夫妻分开已经三年了，早就应该告诉了。““不行，不行。”李汉超紧摇着头说，“石玉芳的性格我太了解了，三年的时间她决不会有什么变化，一知道我在这里，她会日夜兼程领着孩子找上来的。”
“那就来吧。”王一民点点头说，‘你现在不光管工会工作，还要考虑全面工作，得住在’机关‘里。石玉芳领着孩子一来，就会变成’机关‘的最好掩护人，这还真是求之不得的。““那家庭的麻烦也跟着而来了。”
“照你这么说共产党人就不能要家了。”
“要家你为什么不把老妈妈和妹妹从吉林老家接来？还让年老的妈妈去给人家当老妈子，让妹妹去给人家缝穷？几次劝你都不听，你……”李汉超瞪着眼睛一口气说下去，真像放机关枪一样。
王一民急忙打断他说：“可我和你不一样呀，我妈妈她们可以自食其力，你这是妻子呀！”
“那你为什么不找个妻子，都快三十岁了，还打光棍！”
“这是什么话？你……”王一民激动地望着李汉超，李汉超也直望着王一民，两个人对视着，都有很多话要说。这时从堤岸高处传来大皮鞋踩在石头马路上的咋咋响声，不是一个人的，是许多人的脚步声……由远而近。
王一民立刻闭住嘴，李汉超忙扯起钩竿，王一民拽住钓钩一看，曲膳早已被鱼吃没了。他们在首战告捷以后，竟没有再去管它。王一民忙去拿曲鳝。就在他蹲那儿忙活的时候，一双大皮鞋脚走下来了，一束手电光照在他拿曲鳝的手上。王一民一抬头，手电光又照在他的脸上，强烈的光柱刺得他什么都看不清，他忙把脸转向暗处……
皮鞋脚直奔装鱼的篓子走去。
王一民忽然听见一串粗野的笑声：“腰细哪！大大的好！”
王一民这时才看清，一个穿黄呢子制服的日本宪兵，正往出抓那条鲤鱼。鲤鱼被揪着脑袋从鱼篓里拽出来。就在那条鱼刚一离篓的时候，尾巴忽然左右开弓，啪啪甩了两下，接着扑通一声，蹿进江里去了！日本宪兵一声惊叫，忙用手电筒往江里照，那儿只有一圈一圈的波纹向外扩展着，鲤鱼已无影无踪……
从江堤上面传来一群人的哈哈大笑声，下边这个日本宪兵也哈哈大笑起来，他一边笑着一边向堤岸上跑去……
堤岸上的笑声伴着叽里咕噜的日本话，渐渐远去了。
一条快速汽艇从江东逆流开过来，在江心里打了一个弯。汽艇前的探照灯，放出一溜白光，从他们面前扫过去，只见船上站着几个人，船尾上的照明灯，照着一面随风摆动着的日本旗。这是日本江防队的一条巡逻艇。
巡逻艇倾斜着转了一个圈，然后开足马力，船头翘翘着，船尾贴着水面，发出一阵难听的嘶鸣，向西面驶去。
巡逻艇激起的浪花拍打着堤岸。李汉超将鱼钩抛到水里说：“自从玉旨雄一来到哈尔滨以后，又从南满调来一个饭田大队。他们的‘春季大讨伐’已经开始了。”
“越这样越能看出他们的恐惧心理。我在一中看日文报纸《每日新闻》，那上面竟然报道了我们在‘纪念碑’上刷大标语的消息，可见日本朝野上下都为之震动了！”
“是呀，‘赶走日寇，还我山河！’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呼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在瞩望着！”
王一民望着江心那向前急驶的巡逻艇激动地说：“全世界人民都在看着：中国的土地在燃烧，中国人民在流血，每时每刻都有日本侵略者的枪弹射进中国人民的胸膛，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他硬咽着，说不下去了。
李汉超点点头说：“我懂得你的心思，这也正是我不同意给玉芳写信的原因。”
水面上的“浮子”又沉下去了，鱼竿的顶端又在抖动，但是他们两人都没有动。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李汉超挥了挥手说，“算了，不说这些了。你上次不是说塞上萧要介绍你到卢运启家去当家庭教师，教他儿子国文吗？我向省委汇报了，省委同意你去。”
“省委有什么具体指示没有？”王一民忙问。
“省委前些日子开会总结了工作，认为我们自从贯彻中央一月二十六日《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信》以来，工作有很大进展。对信中‘实行民族反帝统一战线，总同盟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洲国’的要求也做了认真地讨论，在城市、乡村和各游击队里，都反对了左倾关门主义倾向，扩大了我们的阵线，总的形势很好。
但是我们的工作还只是偏重于基层群众——这当然是首要的，可是对社会上的上层人物，我们工作得还很不够，像邓铁梅那样的人物还是太少了。由于这个原因，省委同意你到卢运启家去当家庭教师。这个卢运启当过滨江道尹，黑龙江省省长。是东三省有名的才子，在社会上也很活跃，他独资办了个《北方日报》，后来又办了个《北方剧团》，演遍了东北各地，出了几个好演员，还越来越叫座。这就使他影响更大了，所以日本人早就看上了他。他们很需要这样的人物当牌位，为他们的满洲傀儡政府涂脂抹粉，撑门面。他们已经把手伸向了卢运启。现在好多动摇不定的人正在注视着卢运启的动向，他的行动会影响一大片上层人物。所以省委赞成你的计划。你去了以后，省委要你相机行事，能争取就争取，不能争取就利用，你看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努力去做吧，遇到问题再汇报。”王一民一边思索着一边说，“我想接近他还是能办到的，除了老塞给介绍之外，我个人也能和他挂上点边。”
‘有社会关系吗？“李汉超敏感地问。
王一民笑了笑说：“你忘了我父亲早年不也是东北的名士吗？他们年轻时候曾一同办过诗社。”
李汉超一听也笑了说：“嗅，这我倒忘记了。”
“不过只有那么一段。”王一民笑笑说，‘后来这个卢运启飞黄腾达了，我父亲就再也没有和他来往过。““把能用的社会关系都用上吧。要慎重行事，不能暴露自己。”李汉超停顿了一下，又加重语气说，“总之，要提高警惕。最近敌人的统治加强了，各机关学校都往里派日本人，派一个执掌生杀之权的太上皇。所以斗争中一定要注意策略，既要积极地加紧工作，又要时时警惕着魔鬼一样的敌人。”
王一民深深地点着头。
他们又钓上来一条鲤鱼，王一民高兴地装进鱼篓里，他准备把这条鱼送给房东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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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课后，王一民一个人走出学校。五点刚过，春天的夕阳还暖洋洋地照在人身上，路两边柳叶点碧，丝垂金线，春天终于来了！
大好的天气，王一民不坐车了，步行回住处。从道里水道街到他住的南岗花园街，至少有五里路。王一民为锻炼身体和节省车钱，有时就步行。他沿着石头道街往东走，顺便进了两家商店，想买点日用品。就在他几出几进的工夫，他逐渐感觉到身后好像长了“尾巴”。经过几年地下工作的锻炼，使他对周围的感觉异常敏锐了。这个长“尾巴”的感觉一形成，他立刻像运动员走进比赛场地一样，全身神经立即兴奋、紧张地进入了“竞技”状态。这是一种比沉着、比镇定、比勇敢、比信心、比智慧的角逐，他已经多少次甩掉狡猾得像狐狸一样的追踪者。被追踪是危险的，“竞技”胜利又是愉快的。但今天和往常不同，往常他总能找到自己被跟踪的原因，今天是什么原因呢？他在学校工作了一整天，没和任何工作“关系”接触，也没做任何可以引起人怀疑的事情。为什么会被人跟踪呢？他在想着……按往日的回家路线，他应该沿着石头道街一直往东走，但今天他走到地段街口，一侧身就拐进去了。
地段街，是日本侵略者的商业区，穿着和服、木展，梳着蓬松的发髻，涂着厚厚的胭脂的日本女人满街都是，喝醉酒的日本浪人在人行道上横冲直撞。所有的橱窗里摆的都是五光十色的“东洋货”，中国人走在自己国家的这块土地上倒好像身居异国一样。一进街口不远的地方正在大兴土木，一座高大的楼房从平地上竖起来了。脚手架上的中国工人，正在往大楼墙壁上贴具有日本建筑独特风格的“瓷砖”。
脚手架前面立着一面大牌子，上写着：“丸商株式会社建筑现场”。牌子后面是一道堵截行人的临时木板墙，墙上横七竖八地贴着一些掉了颜色的红绿标语，上面写着：“今皇上登基是‘满洲国’自主精神和正义的成功”，“日满共存帝德交辉”，“王道乐土四海欢腾”……在标语中间还夹杂着一些宣传画和广告。一幅带图片的宣传画上写着：皇帝陛下大观兵式，于新京飞行场庄严举行，于芷山上将为总指挥。
陛下御佩用新制之大勋位兰花大绥章，张侍从武官长御陪……
在这幅宣传画旁，又新贴了一张美华照相馆的广告，上面写着：美华照相，春色姣妖！
柳叶儿绿了，迈进吧！
人生黎明古道，莫待东风无语时春残了。
请到美华来——来，来，来照相，把您欣喜时的容颜珍藏了，您的爱，会永远记着。
在这不伦不类的文字下面，印着一张年轻女人的半身像，她穿着半袖旗袍，双臂环抱，伏身桌上，每只胳臂上套着六只粗细不等、形状不一的镯子，头发烫成大波纹，披在肩上。照片下边写着：“美华新作，社会明星，哈埠名闺符德金女士之造相。”在这张广告旁，又贴着日本武田药厂新出品的专治花柳梅毒特效药的招贴画。这些迥然不同的内容，真像电影蒙太奇的运用那样，往一起一联结，就产生了极大的讽刺效果。
panel（1）；王一民走到这块贴满广告、招贴画的木板前就停下了，他貌似悠闲地看着那幅美华照相馆的广告，接着又把身子往来路上偏一偏，去看另一幅招贴画。招贴画上写些什么，画些什么他都没看清。他正集中全身的神经，运用偏向来路的目力余光，去捕捉他所感觉到的追踪者。当他几经思考，找不出为什么会有人跟踪他的答案以后，就想认真地观察一下。他从熙来攘往的人流中，看到一高一矮两个人，在他刚一偏身的时候，就迅速地扭过脸去，互相一拉，站到一家日本“写真馆”前边去看橱窗里的照片。从青色的服装和压低的鸭舌帽上看，这一高一矮两人和自己感觉到的跟踪者互相吻合。但是当他定睛一看以后，不由得使他感到十分意外，大吃一惊，原来这两个被他捕捉到的跟踪者，竟是他的两个得意弟子，刷大标语的勇士，共青团员肖光义和罗世诚！他们俩为什么要跟踪这个曾经和他们一同战斗过的老师？莫非是自己的感觉发生了错误？王一民又认真地、像过筛子一样地把后面的人观察了一遍，再没发现形迹可疑的人。这时，肖光义的头向他这边偏过来了。当那目光向他这个方向一瞥的时候，他完全断定跟踪自己的确是这两个心爱的学生。他一转身，继续向前方走去。他一边走一边紧张地回想着：从“纪念碑”前打倒敌人，到第二天一同在“白露”小吃铺吃了顿丰盛的早餐以后，便没有再和他俩多谈。有几次他们凑到自己身旁，有意唠点什么一。他俩要唠的，完全可以猜想得到。出于年轻人的好奇心，他们会提出一些问题，但是怎么回答呢？许多问题都不能正面讲给他们听。自己和他们不能直接发生组织关系，这是地下工作的原则。这样不得不找各种理由避开他们。对他们俩在刷大标语以后的情形，共青团书记刘勃已经告诉自己。
刘勃说，他们汇报了“纪念碑”前所发生的全部经过，突出讲了你救他们出险，两枪击毙两个特务的情形。他们问刘勃“王老师是不是共产党员”？刘勃说不是，他们似乎不太相信。刘勃嘱咐他们不要向任何人讲王老师救他们出险的情况，对自己的父母亲人也不能讲，这是团的纪律。他们两个人都作了保证。但万没想到，在自己几次避开和他们直接谈话以后，他们竟会异想天开地跑出来跟踪。在这充满白色恐怖，斗争非常残酷的环境下，怎能做这样的儿戏？如果不立即制止，说不定他们还会干出更加胆大妄为的事情呢！刷大标语事件震动了中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成功与失败往往只有一线之隔，生与死也常常只有一步之差，不能因为一件事成功了，便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一蹴而就。风不能总向一个方向吹，顺风路不能天天都遇上。而青年人恰恰在顺风的时候不想逆风，风越顺就越兴高采烈，以至失去控制，超出限度，办出蠢事。现在这两个年轻人不正是沿着那样的路子走吗？他们没想到这种假跟踪会引来真追捕，快乐的游戏里面隐藏着危险的后果。王一民越想越觉得这两个青年又可恼又可爱，又聪明又糊涂。一时之间他真不知怎么办好了，是和他们谈还是不谈？抑或是立即站下，把他们截住，训斥几句，顶回去？但从方才的迹象看，自己要站住，他们也得站住，自己要去撵他们，他们非得回头就走不可。如此走走停停，岂不更加引人注意！
王一民想到这儿，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他不往南岗走，不能把他俩引回住处。
他要从地段街转到新城大街，然后进道里公园。但那里距离第一中学太近，住宿学生吃完晚饭后，常有人到那里去散步。所以他就越过公园，从中国头道街，向中央大街街口走去。当他走过东正教江沿大教堂拐弯的地方时，正好有一辆装肉的冷藏车停在人行道旁。银白色方形的车体，有三米多高，真是一个好掩蔽物。王一民见没人注意，就绕着冷藏车，从人行道上迅速地转到马路上去了。
这正是繁华的中央大街的尽头，再往前走就是松花江边了。晚餐后出来散步的人正往江边上去，遇上这样好天气，出来的人就更多一些。如果说地段街是日本人的东洋街的话，这条中央大街则是充满欧洲风味的西洋街道。人行道上碧眼黄发的外国人居多数，外国人中俄国人又居多数。他们多数成双成对，有的还领着小孩。
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也涂脂抹粉，和老头在一起走，也挎得紧紧的，亲热得就像欢度蜜月的小夫妻一样。这时已经是草长莺飞，杂树生花的季节，但是他们有的脖子上还围着狐狸皮。这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廉价的黄色狐皮，而是名贵的黑色或白色的狐皮，一张就价值千金。他们从秋风一吹的时候就开始围上，一直围到立夏才拿下来。有人说因为他们是从西伯利亚或接近北极的地方来的，怕冷，所以才总围着不肯轻易取下。这说法是只见一斑，不见全豹。因为当你顺着围狐皮的脖子往下看的时候，那下边竞然是光腿丝袜，十冬腊月也是如此。上边过冬，下边过夏，季节的混乱，冷暖的反常，都在一条躯体上表现出来。这股“洋风”在哈尔滨已经吹遍了，不光是俄国“玛达姆”如此，中国那时髦女人也早已效仿上了。
王一民在冷藏车旁闲散地迈着方步，一边走一边看着那形形色色的行人。当他估计两个跟踪者已经超过冷藏车的时候，他就转到了车的后面。他还在想：得怎么对待这两个可爱又可气的学生呢？这时，一排黑色小汽车从他身旁跑过去，一直驶向松花江边。他瞥见车里坐的多半是日本人，一个年轻的日本女人还把脑袋从车窗里探出来，咧着通红的嘴唇在笑。她脸上的胭脂一直搽到脖子下面，凡是露肉的地方都像新出厂的面粉口袋一样白，看样子很像日本歌妓。这一排小汽车有十多辆，后边几辆上坐的全是宪兵和警察。王一民知道这是日本上层统治者在携妓游乐；从车队沿江向西而去的情况看，很可能是到水上饭店纵饮去了。水上饭店是从江边上一直延展到松花江水面上的一座高级饭店。在哈尔滨那数不清的中西大饭店中它是首屈一指的，它的名声已经传到东洋三岛和欧美两洲。它所以出名不仅因为松花江水就在顾客的饭桌下流过，在涛涛的流水声中举杯痛饮别有一番风味，它的出名主要还是由于它用重金招聘了最优秀的厨师。吃中菜，这里最具有北方特点，厨师是早年从北平请来的。而最有名的则是它那具有俄罗斯风味的西餐，厨师是十月革命炮轰冬宫以后，从沙皇的御厨房里流亡到哈尔滨的。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伙人。
本来光凭这一伙带有神秘色彩的白俄就可以吸引一些好奇的顾客，又何况他们确实掌握了纯俄罗斯的烹调艺术呢。
最近日酋玉旨雄一新上任，王一民从报纸上注意到，哈尔滨各界和各著名的汉奸都在宴请他。水上饭店当然是他们大摆宴席的好地方。所以王一民估计很可能是这么一伙人。果真如此，松花江边上就会布满了各式各样的走狗。他们不戒严，却设下了陷阱。在这种情况下，王一民当然不宜于和两个一直处在兴奋状态下的学生会面了。
突然出现的车队，帮助王一民下了决心。他从冷藏车后面，几步就跨进了中国头道街，然后横穿过马路，像进自己家门一样走进了一座黑大门。这是一个大杂院，他知道类似这样的大杂院，都是通连两条街道的。从头道街的北门进去，就会从二道街的南门出来，一进一出，一条街道越过去了。他用这个办法，接连穿行到五道街。然后他走进了一家馄饨馆，用一碗馄饨，两个烧饼，解决饥肠辘辘的问题。
王一民回到住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对面屋的作家塞上萧还没有回来，屋里静悄悄的。他拉好窗帘，打开台灯，准备选几篇古文，备备课。塞上萧已经给他说妥，到卢运启家去兼家庭教师。卢运启听说是他青年时代故友的后代，非常高兴，表示欢迎他早日前去。他也准备一两天内就去上课。
王一民找完书，刚坐到椅子上，还没等翻开书，忽然隐隐约约听见院里有人打听他的住处。奇怪！自己从来没把住处告诉过陌生人，连学校登记簿上写的都是从前的旧住处，现在有谁到院里来找自己呢？他急忙走到窗前，微微掀开窗帘的一角，向外望去，朦胧中看见一高一矮两个人，正站在胖大的房东老太太面前问话。房东老太太正用手指着自己的房间向这两个人说着。当王一民在昏暗的夜色中辨认出这两个人是谁以后，他不由得又吃了一惊，怎么回事？还是那两个心爱的学生！他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王一民相信自己的感觉和眼睛，从他横越马路，到走进馄饨馆，又回到自己住处，再没有发现任何跟踪者，包括这两个学生在内。自己本想明天再找个机会和他们唠唠，现在既然这样穷追不舍，而且就站在自己院子里，怎么能再避而不见呢。
当王一民推开屋门的时候，肖光义和罗世诚已经站到他的门前了。两个青年一齐脱下帽子，向他鞠了一躬，齐叫“王老师！”
王一民见房东老太太还没有回屋，似乎惊异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便坦然地一边往屋里让着两个学生，一边对房东老太太点点头说：“您进屋坐坐吧，这是我的两个学生。”
“好，好！”房东老太太也点点头说，“王先生应该有客人来，更应该有女客人来。”说完她格格笑了起来……
王一民关严屋门让两个学生坐定，给他们每人斟了一杯茶以后，就笑着对他们俩说：“好哇，你们两个当了半天福尔摩斯，辛苦了。”
两个学生高兴地笑着，大个子罗世诚说：“不，王老师，我们不看那洋玩艺，我们爱看武侠小说。”
“那就是要当小侠艾虎，再不然就学浪子燕青。”
“不，我们不学那些为皇上、太子、员外老爷卖命的武侠。”肖光义又摇着头说，“我们就是要学王老师的本事。”
“嗯？学我？”
“对，学王老师。”罗世诚一拍腿说，“学您的文才，学您的勇气，学您的枪法，学您的武艺。”
“嗯？我还有武艺了？”王一民笑着说，“我真不知道我怎么还有武艺了？”
“我们看见了。”肖光义瞪着眼睛说，“那天晚上您甚至连点动静都没出就把特务撂倒了，您跳起来真比狸猫还轻还快，我还没看明白您就把敌人扔到三四米以外的手枪拿到了手。”
“我们跑进小树林，怕您陷进虎口，又蹲那儿看了看……”罗世诚接着说。他个子大，但说话速度可没矮个的肖光义快，声音也没有肖光义清脆。
罗世诚才说了两句，肖光义又接过来说：“‘我们看您几乎都没用瞄准，一抬手叭叭两枪，两个敌人就倒下了，又一转眼，您竟上了墙头。”
“我看连那武艺超群的南侠展熊飞也没您这功夫。”
王一民听到这里，纵声笑起来，笑得那样开心，竟流出了眼泪。他擦了擦眼睛，又走到窗前，从窗帘缝里向外看了看，然后转过身来，向两个学生说：“你们可真会编，我还成了展熊飞啦！这要叫康德皇上听说，还备不住把我请去，封我给他当‘御猫’呢！”
“我们一点也没编。”罗世诚涨红着脸，非常认真地说，“那天我们蹲在小树林里都看见了。我们当时想，敌人要对您下毒手，我们就冲出去拼命。”
“后来您跳上了墙头，我们俩也就跑了。”肖光义又激动地说，“我们俩一口气跑到我家里，真盼着天快亮，恨不得一时能看见您平安脱险。”
“当我们在火车站前，听见您一声咳嗽，一眼发现您的时候，可真用得上‘心花怒放’这个形容词了。”罗世诚一挥拳头说，“那时，我就更加相信您武艺高超。”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把心里话跟您说说。我们不但要当您的学生，还要当您的徒弟。”
“跟您学文习武，练成好功夫，好打日本鬼子！”
王一民又笑起来了，他一边笑一边摇着头说：“学文，我一定好好教你们，学武，我一招不会，那天晚上完全是人急出猛劲，根本没有什么招数。”
‘不，王老师，我知道您会武术，我还有证据……“罗世诚一边说着一边转着脑袋向四面墙上看，似乎在寻找什么。当他转回头来的时候，眼睛里充满疑问，嘟嚷着说：”嗯？怎么没有了？“王一民心里猛然一动，他立刻明白他是在找那把宝剑！这把剑是前两天才从墙上摘下来的。当他探知敌人在搜捕“纪念碑”事件的“要犯”当中，特别注意会武术的人的时候，他就悄悄地把这把剑藏起来了。现在罗世诚显然是要拿这把剑作为他会武术的见证。使王一民奇怪的是：这个第一次走进他屋里的罗世诚，是怎么知道这墙上挂着宝剑的呢？从这把剑又联想到这两个学生竟然找到了他的住处，这是从谁口中打听到的？想到这里他就对面现狐疑之色的罗世诚点点头，笑着说：“看起来你们下的功夫还不小呢，不但对我跟踪、盯梢，还打听到我的住处，连我屋子里的摆设都探听出来了。”
反应灵敏的肖光义听到这里连忙摇头摆手说：“哎呀，王老师，您可别冤枉我们，跟踪确实跟了，这也是您逼出来的，您在学校里不肯跟我们谈嘛。至于其他情况，我们从来也没下功夫去打听，是罗世诚听人说的。”
王一民的眼光移到罗世诚的脸上，这双锐利的目光像要穿透罗世诚的心。罗世诚狐疑的眼光没了，脸又涨红起来，他猛然往起一站，激动地说：“王老师，您的住处我早就知道了，但是我知道您不大愿意让人到这里来……不到不得已的时候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
“今天我们俩把您跟没了。”肖光义接着说，“想和您谈谈的心情又特别迫切，所以经我们俩再三研究，才找上门来。”
“我知道我们来了以后，您一定会问我们听谁说的。”罗世诚说到这里更加激动地把手按在前胸上说，“请王老师相信我们两人，我们把您看成是我们的恩师，像慈父一样的恩师。我们不会做任何不利于您的事情，我们猜想您可能是那抗日最坚决的共产党，我们盼望您是，那样我们就和您更亲了，因为我们是……”
“因为我们是热爱祖国的青年！”肖光义赶忙接过来说。因为他想起他们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时候的誓言：不许向任何人泄露团的机密。当他们还没有最后证实王一民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怎么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呢，哪怕是救过自己性命的人也不行啊。
罗世诚由于过分的激动，和对敬爱的老师的无限信任，险些把不应该说的话说出去。经肖光义又一点他明白了，忙点点头说：“对，因为我们热爱祖国，痛恨日寇。我们知道您的心和我们是一样的，当您给我们高声朗诵杜甫那‘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著名诗句的时候，我们看见您的眼睛是湿润的，从那时候起，我就准备把心交给您了。在‘纪念碑’前，您的突然出现，使我们感到非常惊奇，过后我和肖光义俩曾经反复研究：您是无意中遇上的吗？是‘路遇不平，拔刀相助’吗？
怎么会那样巧？又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是后半夜，已经半夜一点多了。”肖光义急忙纠正他说，“您怎么会在后半夜出来闲逛呢？”
王一民听到这里微微一笑说：“你们不要忘了，那里是火车站。我要去接一位客人，从我住的这个地方到火车站不是要经过‘纪念碑’吗？”